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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影响着我们的成长
2016-06-22 13:35 赵弘志 

我是一名在党的红旗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 

但是我的祖父是中国第一批买办,吃喝嫖赌使得他们很早就分别离世。当时大奶奶当家,她立下规矩:“五不准”:不准喝酒、不准跳舞、不准抽烟、不准打麻将、不准交酒肉朋友。小时候,家里给我们每一个小孩配备了刻有朱子的治家格言——“黎明即起。洒扫庭院……”的鍍絡铜板,一句话,家里的要求很高,一辈子要认真学习、做事正派。 

1953年,在小学的我,成为上海第一批新民主主义少年先锋队队员。后来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 

1958年的大跃进时代,上初中的我领着一批同学到处收集废钢铁,学着建筑小高炉。在学校的组织下,去浦东农村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 

1959年,我进入了上海红星中学,第二学期加入了共青团,成为班级的团支部书记,后来又担任了中学的学生会主席。清楚地记住了我们组织学生勤工俭学,我与一位同学结成对子,两个人包了一辆人力粪车,每个星期日进入卢湾区每个里弄的粪池,轮流掏粪、一起推车到达黄浦江边上的粪船可以送到农村。 

1962年,我考进大学,学习电子工程专业超高频与电子束专门化。有两场全国性的电话会议永远地定格在我们这批大学生的脑海中:一次是周恩来总理向国家重点大学学生所作的报告,要求大学生怎么样过好五个关:即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另外一次是数学家华罗庚作的报告,深刻印象是怎样把厚厚的一本书,通过有重点、有技巧的学习,总结成薄薄的几张纸。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收到大学党委在“瘫痪”之前的最后一个任命:为大学“红化”总负责人。在学校领导两个校办工厂2000余人,乃至全校可以调动的学生去宣传毛泽东思想。我在以后的运动中保护了当时的南京市市委书记彭冲和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刘雪初。 

1980年,从企业到公司、到工业局的各级领导与组织部长担保我,让我顺利赴英国学习。我在英国GEC公司留我的情况下,按时回国,能够继续为国家服务。我参与了中国第一艘导弹驱逐舰炮瞄雷达的配套工作,参与了让毛主席在中南海看到珍宝岛打仗的208微波干线中微波管的制造工作,参与了中国第一部“相控阵”雷达的配套研制工作。我所在的企业在1984年获得国家颁发的沈阳市及辽宁省第一块“国家质量管理”金奖。市长武迪生发给我们企业沈阳市第一个“振兴杯”与振兴杯奖金。也是在这一年党组织通过20年的考核,终于批准我成为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1989年我进入大学工作,在培养青年一代的过程中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业。 

最后,我要补充一下,尽管出身家庭不能选择,我们这个家庭出了几个人物:如我姑父,美国博士毕业后,被汪伪政府聘任为财政部财政司长,后来任最肥的缺:禁烟局长。直到去年他在美国去世,我们才知道原来他属于军统,电视剧“伪装者”借用了他一部分材料。我的两个舅舅,都曾经担任过我党中央领导的保镖。我的父亲以日本“大和洋行”职员作为掩护,专门给延安送药。因此,家庭出身不可能选择,自己成长的道路完全由自己去走,但是,家风仍然影响着他们。 

我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紧跟着党的步伐前进,体验着我毕生的忠诚。让我们永远记住学习使人智慧,知识使人强大,信念使人坚强,理想使人升华,我们老党员必须发扬先锋模范作用,以模范行动增强党员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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